虚构借据、冒名起诉:建筑工程挂靠背景下虚假诉讼的运作逻辑与检察监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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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朝勇、徐猛
虚构借据、冒名起诉:
建筑工程挂靠背景下虚假诉讼的
运作逻辑与检察监督路径
——范某传指使他人持伪造借据冒名起诉建筑公司,九份生效判决被抗诉撤销,参与者悉数被罚
2008年12月起,范某传转而挂靠其他建筑企业继续承揽项目。自2009年底起,其不再以某建设集团名义承接工程。然而,工程项目仍需推进,资金周转仍须维持。2010年至2013年间,范某传因工程建设需要周转资金,以个人名义向吴某某、李某展、范某升等十一人借款。
上述借款均属范某传个人借贷行为,与某建设集团并无关联。然而,2014年成为该案性质转变的关键节点。
2014年前后,范某传因个人借款到期无力偿还,遂将目光投向此前挂靠的某建设集团。其私自加盖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公司负责人范某浩个人印章,重新出具了一批借据,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借款利息等核心条款均与原个人借据保持一致,仅将借据抬头中的用款主体变更为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
伪造借据完成后,范某传随即着手策划诉讼方案。其委托代理律师,代为缴纳诉讼费用,并指使吴某某、李某展、范某升等十一人持上述伪造借据,以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及某建设集团为被告,向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
2014年12月,十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立案。原告方主张:某建设集团四分公司因建设工程资金周转需要,向十一名出借人借款共计597万元,公司分别出具了《借支单》或《借条》,其上加盖有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及负责人范某浩个人印章。
十一件案件经审理,裁判结果呈现分化。李某展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撤回起诉,范某升自认借款实系范某传个人债务,吴某某提交的证据亦存在矛盾——上述三案一审法院直接判决出借人败诉。
其余八件案件中,出借人一审判获胜诉。某建设集团及四分公司不服,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出借人之一吴某某对一审败诉结果亦不服,一并提出上诉。
2016年12月和2017年3月,二审法院先后作出九份终审判决:八名出借人胜诉的判决维持原判;吴某某改判胜诉。总共九份判决,某建设集团和四分公司的上诉全被驳回。
某建设集团在收到应诉材料后察觉异常——该十一起民间借贷诉讼均未经公司决策程序授权,公司对此毫不知情。某建设集团遂以相关民事诉讼涉嫌诈骗为由,向合肥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报案。
公安机关经审查认为,范某传及相关债权人的行为尚属民事欺诈范畴,于2015年6月2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2018年5月30日,高新区检察院以范某传涉嫌虚假诉讼罪提起公诉。2018年8月20日,一审判决:范某传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合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一审判决量刑偏轻,依法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18年12月19日,合肥中院经审理改判:范某传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刑事判决既已作出,关联民事案件的处理随之成为亟待解决的程序问题。
2018年9月14日,合肥市检察院向合肥中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其监督理由在于:范某传因个人借款到期无力偿还,遂伪造盖有分公司财务章及负责人私章的新借据,通过提供代理律师、代缴诉讼费用等方式指使十一人持虚假借据提起民事诉讼,涉及本金597万元,致使法院作出九份错误生效判决。建议法院启动再审程序。
合肥中院2018年11月7日复函,决定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再审审查过程中,吴某某等九人申请撤回起诉。法院认为撤诉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2018年12月作出裁定,准许撤诉。
合肥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准许撤诉的处理结果明显不当,实质上使参与虚假诉讼的当事人得以规避法律责任,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及诉讼秩序之维护。据此,合肥市检察院依法提请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安徽省检察院进一步查明:范某传指使吴某某等人持伪造借据提起民事诉讼,致某建设集团为应诉支出律师代理费、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等合计约30余万元。二审判决生效后,吴某某等人申请强制执行,某建设集团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长达一年多无法参与招投标活动及申请金融贷款。尤为严重的是,吴某某等人在原审法庭上作虚假陈述,误导法院作出错误判决。
2019年11月4日,安徽省检察院就合肥中院的九份民事裁定书,向安徽省高院提出抗诉。核心观点是:吴某某等九人受范某传指使,用伪造的借据提起民事诉讼,妨碍司法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该受到法律否定性评价。法院准许撤诉的处理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2020年6月8日,安徽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合肥中院原审裁定和高新区法院原审判决,驳回吴某某等九人的诉讼请求。同时对吴某某等九名起诉人分别处以2000元到20000元不等的罚款。代理律师焦某也被罚款20000元,检察机关还向省司法厅和省律师协会发出了司法建议。
另外,吴某某等人事后向某建设集团自愿赔偿了律师费等直接经济损失45万元。
第一,建筑工程领域挂靠经营的法律风险不容忽视。实践中,借用资质承包工程、高息借款垫资施工等违规操作较为普遍。一旦发生纠纷,部分行为人为转嫁债务或谋取不正当利益,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实施虚假诉讼,意图将个人债务转嫁给被挂靠企业。范某传案即属典型——其利用此前挂靠的便利条件,伪造借据将个人债务包装为公司债务,并企图通过司法程序予以确认。检察机关对该案的依法处理,既是对虚假诉讼行为人的刑事追责,亦向建筑市场从业者传递了明确信号:出借资质不仅违反《建筑法》第二十六条关于禁止借用资质承揽工程的强制性规定,更可能为不法行为人提供可乘之机,最终得不偿失。
第二,检察监督具有持续的跟进机制。本案中,合肥市检察院先行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在法院以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为由准许撤诉后,检察机关认为该处理结果不当,省检察院随即启动跟进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最终由省高院再审改判。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跟进监督制度——初次监督之后,人民法院处理不当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虚假诉讼的原告方往往借助虚假证据和虚假陈述快速获取生效裁判,而受害人若要推翻该裁判,所需历经的程序路径远为漫长。若无检察机关的持续监督,虚假的裁判效力恐将固化。
第三,虚假诉讼的识别应重点关注资金流向与诉讼主张之间的异常关联。范某传案中,借据所盖印章系事后私自加盖,借款实际发生于个人之间,上述关键事实与所谓公司借款的表面主张明显不符。实务中面对类似案件,不宜仅凭借据等债权凭证的表面形式作出判断,而应深入核查资金实际流向、借款真实用途以及各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八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发现存在可能构成虚假诉讼情形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等情况。即便虚假诉讼的原告方精心策划,资金流转轨迹与实际交易主张之间必然存在裂痕,关键在于司法机关是否投入充分的调查核实资源。
第四,诉讼代理人参与虚假诉讼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本案中,代理律师焦某因参与虚假诉讼被处以二万元罚款,检察机关并就此向安徽省司法厅、安徽省律师协会发出司法建议。诉讼代理人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若协助当事人伪造证据、指使当事人作虚假陈述,不仅须承担民事诉讼制裁,更可能触及《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虚假诉讼罪的刑事红线。对当事人而言,审慎选择诉讼代理人至关重要,一旦发现诉讼代理人存在配合对方当事人伪造证据之嫌,应当及时固定相关证据,并向人民法院及司法行政机关反映,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需要指出的是,虚假诉讼受害人的维权成本显著偏高。某建设集团自察觉异常至最终胜诉,先后历经刑事报案、立案监督、刑事审判、民事再审检察建议、跟进抗诉及再审判决等程序,历时数载。相比之下,实施虚假诉讼的一方仅需数月即可完成伪造借据、指使起诉、获取生效裁判的全套操作。此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显著失衡,客观上对虚假诉讼行为产生了不当激励。因此,面对疑似虚假诉讼,应当及时采取保全措施、固定关键证据,刑事报案与民事检察监督两条路径同步推进,不宜仅依赖单一救济程序而延误最佳应对时机。
律 师 简 介

王朝勇
律师、仲裁员
京师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
京师律所(全国)刑事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研究生兼职导师、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实务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务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虚假诉讼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高级研究员、北京市监察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监察法学研究会研究员、北京市监察法学研究会职务犯罪治理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著有《重大新型疑难复杂案例精选》《十大重点罪名案例精选》《洗钱罪——类案释解与法律实务》《开设赌场罪——类案释解与法律实务》《说赢就赢——虚假诉讼案件一本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一本通》《民间借贷——新型疑难复杂案例精选》《说赢就赢——虚假诉讼案例指导》《有效辩护之道——我为法律人辩护》《扫黑除恶——司法观点与辩护要点》《说成就成——律师点评大要案》《说过就过——司法考试通关大全》《中学生法治教育读本》等著作。

徐猛
京师律所执业律师
一级建造师
专利代理师
横跨法律、工程建设、知识产权三大领域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深耕刑事法律实务,聚焦洗钱犯罪、虚假诉讼、拒不执行判决裁定、重大新型疑难复杂刑事案件研究。参与编著有:《重大新型疑难复杂案例精选》《十大重点罪名案例精选》《洗钱罪———类案释解与法律实务》《说赢就赢——虚假诉讼案件一本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一本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