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案 | 京师律师赵荔：内蒙古呼和浩特霍文常6.18特大灭门杀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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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一案，察一理，明一法。
所谓“观案”，非旁观猎奇，亦非就事论事——它是透过卷宗褶皱，凝视事实与证据的角力；是在法条与常理之间，探寻裁判的尺度与温度。每一桩案件，都是法治在现实中的一次试炼：有罪与非罪的边界交锋，有公权与私权的衡平博弈，更有法律文书背后，那些关乎命运与公义的沉重呼吸。
以案为镜，不避疑难点，不掩复杂处。拆解庭审攻防，梳理法理脉络，让判决不止于结论，而成为可被审视、可被思辨的公共文本。当个案被认真阅读，法治的肌理便清晰可见。
第八期《观案》，我们跟随京师律师赵荔，走近「内蒙古呼和浩特霍文常6.18特大灭门杀人案」的辩护现场，复盘这起「五条人命、全网关注、从“占坑辩护”到制度推动」的标志性刑案。
2024年6月18日，内蒙古呼和浩特，三个家庭，五条人命。
凶手很快被锁定——霍文常，40岁来岁，村民。十天之后，他自己从大青山里走了出来。
这原本应该是一起全民喊杀的恶性案件。但网络上，却出现了大量支持他的声音。
一个杀了五个人的人，为什么会被一部分人同情？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对话了霍文常的辩护律师。
从占地纠纷到十年维权
从深夜持刀到山中独处
从“占坑辩护”到制度松动
这起案件层层剥开之后，呈现出的不仅是暴力与死亡，还有一个底层人走投无路时的极端选择，以及刑事辩护律师在舆论与正义之间的艰难站位。
01
案发：月光下的选择
图片由ai生成
第六个人，是牛家的儿媳。
她听见动静从屋里出来，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霍文常看见她，停住了。
他拿胶带把她的手腕缠上，限制她报警，事后据他本人所说，这个儿媳没占过他家地，也没欺负过他，然后翻墙走了。
三户人家，六口人，他杀了五个，放了一个。
这个细节，后来成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反复强调的关键——他是有选择的。他不是无差别杀人，不是报复社会，他的刀口指向的是他认为“欺负过他的人”。
02
霍文常认为牛家占了他家的地。那块地不大，但对一个靠土地为生的农村家庭来说，那是活命的根基。
先找村里，解决不了。再去乡里的司法所，司法所让他去林业局。林业局推给土地局。土地局让他去旗政府。旗政府领导签了字，批转回乡政府。乡政府说，你们回村里协商解决。
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他也想过打官司。父亲去法院咨询，土地纠纷，诉讼费算下来要一万多块。他们家拿不出。
他也想过讲理。有一回，他从镇上买了一口棺材，抬到村口，用大喇叭喊话，想让村民替他主持公道。牛家在村里势力大，这事儿很快被压了下去。
他也想过硬来。但牛家几个男人都人高马大，他打不过。
行政途径走不通，法律途径走不起，暴力途径打不赢。
十年。一条路都没走通。
2024年6月18日那天晚上，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03
山中十日：从“大侠”到自首
图片由ai生成
村外不远处就是大青山。他背着一个简易的小包，钻进了山里。
山里有一条小河沟，有野果子，有能充饥的东西。他带了两瓶水，喝完就喝山沟里的水。
但到第五六天的时候，他心理开始发生变化。
“老这么跑，不是办法。”
他想通了。他本来就对结果有预期——杀人偿命，他知道。但他想，既然做了，就该面对。
山口有布控的武警和公安。他走过去，说：“有电话吗？我要报警。”
“你报什么警？”
“我是霍文常。”
在场的警察都愣住了——全县正在抓他，他自己送上门了。
辩护律师后来在法庭上提出：这是典型的自首，主动从藏匿地点出来，主动归案。
但最终，这个自首情节没有被认定。司法机关的理由是：山外有大量警力布控，他是“无路可逃”才出来的。
但律师问了霍文常一个问题：“你在山里还能活多久？”
“再活一两个月没问题。”
也就是说，他不是活不下去了才出来的。他是自己想通了，才走出来的。
04
辩护：从“霍大侠”到精神病鉴定
霍文常被抓之后，看守所里的人都叫他“霍大侠”。
他挺喜欢这个外号。所以当律师提出要给他做精神病鉴定的时候，他不太乐意。
“要是鉴定出来说我是精神病，那我成什么人了？”
但律师坚持。原因有三。
第一，他有家族史。母亲是从四川娶来的，精神有问题，后来走丢了，在四川因车祸去世——当时她正处于发病状态。
第二，村民联名写了材料，证明他母亲确有精神病。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个正常人，会不会因为一块地，十年走投无路之后，选择杀掉五个人？
律师认为，他的固执、钻牛角尖、对某件事的执念，未必仅仅是人品问题，可能背后有生理层面的因素。
但办案机关最终没有同意做精神病鉴定。
辩护的另一个重点，是“定性”。
此外，律师反复强调一个细节：他放过了牛家的儿媳。
“这说明他不是穷凶极恶的人，他内心有一套自己的准则。他杀人，是为了解决他觉得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泄愤。”
05
家属在北京找到了擅长刑辩的律师团队。律师赶到内蒙古看守所，却被告知：政府已经给霍文常指定了两名法律援助律师，家属委托的律师不能会见。
看守所拿出一张纸，上面有霍文常亲笔写的：“我只委托这两名法律援助律师，不再委托其他律师。”
律师觉得很奇怪，要求见霍文常本人核实。被拒绝。
律师找检察院，申请法律监督。检察院协调公安局，公安局派人到看守所提审霍文常，问他：“家里给你找了律师，你要不要换？”
霍文常说：“我考虑一下。”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个“考虑一下”，拖了一两个月。
律师又去找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说明情况，提交了家属的委托合同。法律援助中心把律师的电话拉黑了。
2025年，公安部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份文件——《看守所保障律师会见阅卷权工作规范》，其中明确规定：如果家属已经委托了辩护律师，看守所应当允许律师会见，由当事人本人选择，是用法援律师还是家属委托的律师。
这个案子，成了一个制度推动的注脚。
06
有人骂他残忍，也有人支持他——“霍大侠”“替天行道”之类的称呼一度出现在评论区。
辩护律师分析了几点原因。
第一，他不是无差别杀人。他针对的是有具体纠纷的对象，而且放过了他认为“无辜”的人。这种“有选择”的暴力，在公众心理上容易被某种情绪接纳。
第二，他十年维权无果的经历，触动了很多人。底层维权有多难？信访、诉讼、行政调解，层层推诿，十年原地打转。很多人可能没杀过人，但可能经历过类似的无助。
第三，他选择自首。从山里走出来那一幕，带有某种“认账”的意味——他知道后果，但他接受。
辩护律师说：“我们不是为他的杀人行为辩护，杀人肯定不对。但我们要让他的声音被听见，让他杀人的原因被看见。只有这样，判决才会更公正，社会才会反思——为什么一个人会在十年里，找不到任何一条合法的出路？”
07
二审维持原判。
第一，定性：不是所有死亡都应该被认定为直接故意杀人，部分应考虑故意伤害致死。
第二，情节：他放过了儿媳，说明有选择、有底线，不是穷凶极恶之人。
第三，起因：十年维权无果，司法和行政途径全部失效，是社会治理层面的重大诱因。
第四，自首：主动从山中走出，应依法认定为自首。
即便最终结果没有改变，这些声音已经被记录在案。
“你为什么要给一个杀了五个人的人辩护？”
律师的回答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犯罪嫌疑人。也许明天，警察会因为某个误会找上门来。如果今天我们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坏人’就剥夺他辩护的权利，那么有一天，当我们自己身陷囹圄，也不会有人为我们说话。”
律师的辩护，不是为了“坏人”的“坏”，而是为了任何一个人——包括坏人——在法律面前仍然保有被听见的权利。
霍文常从山里走出来的那一刻，他没有选择逃亡，他选择了面对。
而刑辩律师走进看守所的那一天，选择的也是一种面对——面对舆论的压力，面对制度的阻力，面对一个几乎不可能赢的案件。
刑辩艰难，但意义重大。
每一声辩护，都是在为法治的底线加一道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