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企涉众型串通投标案件的分层追责与不起诉适用——以A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陈某等30人串通投标案为例

（一）出借资质并非当然构成串通投标，行政法上的“视为串标”也不能替代刑事证明

实践中应当区分“单纯资质管理违法”与“以出借资质方式参与围标”两种情形。仅有资质证书、印章或者电子证书被他人使用，尚不足以当然证明企业与组织者形成共同故意；仍需审查企业是否知悉同一项目存在多个陪标主体，是否明知投标文件和报价由他人统一控制，是否配合提供人员、业绩、保证金等关键材料，以及是否事先约定利益分配。本案中，11家企业委派人员配合统一制标、报价并收取费用，相关事实形成从意思联络到行为实施、利益兑现的完整链条，因而超出了单纯资质出借的行政违法范畴。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将“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等情形规定为“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主要服务于行政监管和违法认定。在刑事程序中，该类异常特征可以作为重要线索和证据评价依据，但不能脱离其他证据机械推定共同犯罪故意。对于冒用企业数字证书、伪造印章或者员工擅自出借资质的案件，如缺乏单位决策、授权追认、单位利益及人员配合等证据，应当警惕将外部人员或者个别员工的犯罪行为错误归责于企业。刑事定罪必须使单位意志、意思联络、行为分工与利益安排等证据相互印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二）责任分层应先区分单位与个人归责，再评价行为贡献、利益取得与再犯风险

串通投标往往表现为组织者、中间人、资质提供企业、标书制作人员、报价决策人员和实际施工人共同参与。仅按照是否“签字盖章”或者是否收取费用划分责任，容易造成评价失衡。较为稳妥的路径是分两步审查：第一步，分别判断各单位和自然人是否具备独立的归责基础，避免以单位责任替代个人责任或者反向推定；第二步，再从三个维度评价共同犯罪地位作用：其一，行为贡献，即谁提出犯意、整合主体、掌握报价、协调保证金并控制中标结果；其二，利益取得，即谁获得工程施工利润、管理费、中介费或者固定“出场费”；其三，再犯风险，即是否职业化从事围标、是否多次实施、是否存在前科以及案后是否认罪退缴并完成整改。

本案中，陈某等组织者控制整个犯罪流程，并以取得工程利润为核心目的，其行为贡献和收益均显著高于陪标企业；中间人通过介绍企业、联络各方并收取好处费，对犯罪链条的形成具有连接作用；受邀企业虽为围标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参与程度和收益较低。检察机关据此作分类处置，体现的不是对同一犯罪适用两套标准，而是在统一构罪标准下，根据不同主体的归责基础、地位作用和刑罚必要性配置相称的法律后果。

（三）工程质量合格不能消解公平竞争秩序已经受到的侵害

串通投标罪不是以工程出现质量事故或者招标人发生现实财产损失为唯一入罪条件。围标行为通过事先安排报价和中标结果，使招投标程序从竞争机制退化为形式程序，其他潜在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机会在开标前即被剥夺。即使中标工程最终质量合格、价格未被证明明显虚高，市场配置资源的程序正当性和招标人的选择利益仍已受到侵害。

因此，工程通过验收只能说明没有进一步发生质量、安全等加重后果，不能反向证明围标行为无害。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二十四批）——串通投标罪专题》指出，认定串通投标罪，应着眼于行为是否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是否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利益，而不能将本罪机械限定于特定经济形态、特定领域、特定项目或者必须出现某种现实损失后果的案件。

（四）相对不起诉是在构罪前提下的起诉裁量，不是法院定罪，也不是独立的“合规不起诉”类型

本案对11家企业及24名人员作出相对不起诉，逻辑基础是其犯罪事实和证据已经达到相应证明要求，但因地位作用较小、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相对不起诉不同于行为不构成犯罪时的法定不起诉，也不同于证据不足时的存疑不起诉。其决定在生效期间具有终止本案刑事诉讼的效力，但不具有人民法院有罪判决的性质，不能表述为检察机关已经对企业或者个人“定罪”。

同时，所谓“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并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四种不起诉类型。企业合规整改、第三方监督评估等机制，只能在现有法定不起诉制度框架内，为判断认罪悔罪表现、再犯风险和刑罚必要性提供依据。本案发生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全面推开之前，检察机关虽通过刑事风险提示函和检察建议推动企业整改，但从公开材料看，其不起诉依据仍是犯罪情节轻微及依法无判处刑罚必要，而非经过第三方监督评估程序后创设新的不起诉事由。准确区分相对不起诉、合规整改与合规考察，有助于避免以“完成整改”替代法定不起诉条件。

（五）刑行衔接的核心不是简单叠加处罚，而是在法定责任框架内实现闭环与比例协调

刑事不起诉并不意味着行政监管责任消失。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并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及其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则规定了中标无效、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以及在法定“情节严重”情形下取消一定期限投标资格等责任。由此，刑事程序负责判断是否需要以刑罚回应，行政程序则继续承担剥夺违法收益、恢复市场秩序和规范行业准入的功能。

但“刑行衔接”既不是刑事从宽之后再以最严厉行政处罚“补足”，也不是因企业被不起诉便可以免于行政责任。行政机关应当独立查明各企业的行为、主观过错和违法所得：达到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所列“情节严重”条件的，应依法适用相应资格限制；未达到法定条件的，不得任意扩大资格处罚。对处罚期限、罚款幅度及其他可裁量事项，应贯彻过罚相当原则，综合组织作用、违法次数、获利、整改和危害后果作个别化处理。只有做到责任不断档、依据不混同、处罚不失衡，才能真正实现“轻轻重重、罚当其责”。

（六）企业招投标合规应从资质、印章管理延伸至投标决策和异常交易识别

本案反映出的风险并非只有“资质被借用”，而是企业内部对投标决策、人员授权、标书制作、报价形成和利益收取缺乏实质控制。企业应建立项目投标分级审批制度，对项目来源、合作方关系、实际施工安排、报价形成过程和利益分配进行书面审查；严格管理资质证书、印章、电子证书、投标保证金账户及系统权限，禁止由外部人员单独控制；对同一联系人协调多家企业、投标文件由外部统一制作、报价呈规律性差异、中标后立即转由第三方施工、收取无真实服务对应的“管理费”“出场费”等异常情形，设置强制核查、升级审批和报告机制。

合规制度的目标不是形成一套看似完备的纸面材料，而是确保企业能够回答并证明：项目由谁决定参与、报价依据如何形成、投标文件由谁制作、电子证书和保证金由谁控制、中标后由谁实际履约、相关费用对应何种真实服务。只有将权限隔离、过程留痕、利益冲突审查和异常响应嵌入投标前、评标中、中标后及项目履约全过程，企业才能降低被动卷入围标链条的风险，并在发生争议时以客观记录证明真实的单位意志和责任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