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遗嘱的法律适用与实务指引：形式与效力的分离及其实务影响

《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三十二条 遗嘱方式，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法律的，遗嘱均为成立。

《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三十三条 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

遗嘱的形式，即遗嘱的成立要件，如自书、代书、公证、录音录像等具体表现方式。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2条，遗嘱方式只要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遗嘱行为地法律之一，即为成立。该条款的立法本意在于放宽形式要件，尽可能地使遗嘱有效。例如，若遗嘱在英国订立，即便不符合中国法律关于代书遗嘱的严格规定，但只要符合英国法律的形式要求，即可认定其形式成立。

遗嘱的效力，则指向遗嘱的实质要件，包括遗嘱人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内容是否合法等。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3条，遗嘱的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法律或国籍国法律，此处的“效力”并非泛指遗嘱整体有效，而是特指遗嘱实质要件的合法性。

在司法实践中，部分裁判存在将第33条的“效力”这一概念泛化的问题，错误地将“遗嘱的效力/实质条件”等同于遗嘱有效，从而用第33条同时审查遗嘱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导致实质上架空了第32条的独立价值，出现错误。

正确的法律适用逻辑应为：首先依据第32条判断遗嘱的形式是否成立，若形式成立，再依据第33条审查遗嘱的实质效力，二者相互独立、递进适用，不可混淆或替代。

例如，在医疗机构因防疫政策限制家属进入病房的情况下，遗嘱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口述遗嘱，由外部人员见证并录像，此种情形虽不符合国内法律对“现场见证”的通常理解，但若遗嘱行为地法律（如日本等）认可此类特殊见证方式，则仍可通过第32条认定其形式成立。

另外，各国对遗嘱形式的规定差异显著，如英美法系国家无公证遗嘱方式，日本法国德国等无代书遗嘱，加拿大只有自书遗嘱，捷克斯洛伐克则只有亲笔遗嘱和公证遗嘱等等，若仅以国籍国法律审查形式，将违背国际私法的灵活性原则。

遗嘱是遗嘱人处分自己财产的单方法律行为，鉴于遗嘱本身的不可回溯性，各国对于遗嘱倾向于规定为要式法律行为，即大部分国家对遗嘱的方式/形式要件均做了强制性规定，非依法定方式成立的遗嘱属于无效。但基于私权自由和处分原则，遗嘱的有效性其根本取决于真实意思表示，如果过多地关注形式要件，将会导致遗嘱存在无效的可能性，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各国在遗嘱方式方面有所放宽，尽可能保证遗嘱在形式上的有效性。

1961年海牙《遗嘱处分方式法律冲突公约》第1条规定，凡遗嘱处分在方式上符合下列各法律的即为有效：（1）遗嘱人立遗嘱时所在地法；（2）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的国籍国法；（3）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的住所地法；（4）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的惯常居所地法；（5）在涉及不动产时则依不动产所在地法等。

我国虽然没有加入上述公约，但是在涉外继承立法方面亦符合国际化趋势。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2条在遗嘱方式的准据法连接点方面就多了一个遗嘱行为地法律，主要就是基于上述考虑，允许在遗嘱方式方面可以适用行为地法律，尽可能使遗嘱成立。

• 优先遵守遗嘱行为地法律：在境外设立遗嘱时，应首先了解并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对遗嘱形式的要求。无论是自书、公证还是录音录像，确保形式符合行为地法律，是遗嘱成立的首要保障。
• 善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若存在多国法律适用可能，可主动选择对遗嘱形式最宽松、最有利于实现意愿的法律作为准据法，并在遗嘱中明确体现该选择意图。
• 强化证据固定意识：对于因特殊原因（如疫情、疾病）无法实现传统见证方式的，务必全程录像，清晰记录遗嘱人身份、时间、地点及见证过程，并保留无法现场见证的客观证明（如医院证明、官方通知），以补强形式瑕疵。
• 实质要件需符合属人法：即便遗嘱形式符合行为地法律，仍需确保遗嘱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建议在设立遗嘱时进行医疗记录留存或精神评估，以备后续证明。
• 关注特殊身份继承人权益：对于非婚生子女、代孕子女等特殊身份继承人，应在遗嘱中明确其身份及继承份额，并保留亲子关系证明，避免因身份争议引发继承纠纷。
• 尽早进行法律规划：跨境传承涉及多法域法律冲突，建议提前咨询专业法律人士，制定符合各国法律要求的综合传承方案，而非临时应对。

对于公众而言，了解并运用这些规则，方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为财富传承筑牢法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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